清華勞東燕教授的微博評論區淪陷了

2025-12-04 | 來源: 蘇小妮 | 轉到微信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放大縮小 | 收藏 | 打印

清華大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勞東燕11月30日發了一條關於“治安處罰記錄封存”的微博，緊跟著下面接了2萬3000多條評論，評論中質疑聲和謾罵聲不絕，評論區徹底淪陷，以至於微博平台都看不下去了。

@勞東燕2004：

北大法學院的趙宏老師是我的朋友，之前一直在為治安處罰紀錄的封存鼓與呼。對個人的治安處罰紀錄進行封存，本身是國家層面做出的決策，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法律界的共識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最近幾天輿論的攻擊焦點突然轉向趙宏老師個人，而且專門指向所謂的吸毒史，甚至“趙宏教授吸毒史封存法案爭議”成為微博的熱搜詞。這種標題黨的做法，存在嚴重的誤導傾向，對持不同觀點者展開有組織的圍攻更是下作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治安處罰紀錄封存不是議題或者議案，而是正式通過的法律規定。之前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修訂時公布過一審稿草案，本來就向社會公眾征求過意見。尤其是2023年9月那一次公開征求意見，社會關注度特別高，立法機關收到超過10萬條的修改意見與建議。

退一步說，如果人們確實認為相關規定有問題，在立法已經通過的情況下，合理的反應是不是應該向立法機關提出呢？比如，建議立法機關對某些特殊類型的行政處罰紀錄做例外的處理，這才是真正積極的建設性的態度。專門圍攻某位贊成立法規定的學者，是覺得她/他欺負得起嗎？還是希望由此形成寒蟬效應，讓專業人士在公共領域徹底噤聲？

不管趙宏老師是不是我的朋友，我都是持這樣的觀點。我知道，在這個問題上做表態，必然會將攻擊引到我這裡。好在，我也不是第一次被圍攻。要是懼怕被圍攻的話，我早就退出公共領域了。

以下是一位朋友私信發給我的文字（已獲授權公開），也代表我的看法。

當制度討論被情緒裹挾：我的觀察與反思

圍繞治安處罰紀錄封存的爭議，本可以是一場普通的制度討論：法律如何平衡個人權益與公共安全？記錄的公開或封存應當遵循怎樣的比例原則？這些都是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。然而最近的輿論方向卻出現了異變——焦點從制度本身，偏離到對某位學者的集體攻擊，甚至將並不存在的“吸毒史”包裝成輿論標簽。這種轉向，讓人作為旁觀者，不得不重新審視公共討論的生態。

一、制度議題如何被情緒敘事吞沒

治安處罰紀錄封存不是一項突然出現的“議案”，更不是某個學者的“提案”，而是經過完整立法程序、征求大規模社會意見後確立的法律規定。在一個成熟的公共討論環境中，爭議應該指向制度的邏輯、價值與實施路徑；但在當前的輿論場，制度卻迅速被“人格化”處理，被簡化為“某個人的主張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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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扭曲的敘事方式有一個典型特征：把復雜的制度問題轉化為對具體個體的道德審判。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討論，立法的過程可以爭辯，但當討論者被簡化為“靶子”，制度爭議就徹底失去了內容，只剩下情緒的宣泄。

二、為何輿論更願意攻擊個人，而不是討論制度？

對制度提出質疑，需要理解法律條文、討論邏輯、提供替代方案；而攻擊個人則簡單得多，只需制造一個足夠“刺激”的敘事，就能迅速吸引圍觀者，並調動大量的道德情緒資源。

從旁觀者視角看，這種現象背後至少有三層原因：

1. 復雜制度無法立即引發情緒，但個人故事可以。制度是抽象的，討論門檻高；個人則具體、生動，更容易被情緒化敘事塑造。

2. 集體攻擊是低成本的社會行為。在匿名輿論中，圍攻某個學者幾乎沒有代價，相比之下，真正研究制度、提出替代方案的成本太高。

3. “替罪羊機制”在輿論中反復出現。當大眾面對無法改變的制度時，情緒常常會尋找一個看得見、夠“軟”的對象來承載壓力。制度無法被罵，於是就有人被推上靶場。

這種機制的危險在於，它使公共討論變成了一場“誰更容易被攻擊”的競賽，而不是“哪種制度更有道理”的討論。

三、當專業者被壓制，受損的是整個公共空間

一個健康的公共討論環境，需要敢於表達的專業者，需要能夠支撐討論的知識結構。但在輿論一次次將制度討論轉換成個人追打後，專業者會逐漸沉默，而公共空間會迅速被情緒和謠言填滿。

這意味著我們越來越難以獲得關於復雜議題的真實討論，而更多只能看到化繁為簡、帶情緒色彩的版本。長期下去，社會討論的質量會不斷下滑，公民理解問題的能力也會被削弱。